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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主要有三种“大历史”的说法何谓“大历史”？人们通常是见仁见智。据学者研究，以往主要有三种“大历史”的说法。第一是18—19世纪兴起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第二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Macro History）”；第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史学观念“大历史（Big History）”，以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D. Christian）为主要代表。上述三种“大历史”各有特点和不足，如普遍史“把人类历史看作一种按照共同目标和同一路线向前发展的”过程，但却是先验的，“丧失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黄仁宇的“大历史”主要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强调“从长时段和大范围来研究上自宇宙诞生下到当今时代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历史，将人类的历史融入宇宙起源、地球诞生和生命演进的漫长时段之中”，但也会“弱化历史中人的因素”，“无法展示历史的多样性”。
吴于廑（1913—1993）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其所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其史学创见和相关世界史理论的思考和研究透露出一种大历史观。吴于廑的大历史观具有特定内涵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不同于上述任何一种“大历史”观念，而是具有特定内涵。首先，从根本上说，吴于廑的大历史观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就如吴于廑所言，研究世界历史首先要站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极高处，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个“大”理论作为指导。这是吴于廑大历史观的根本特征，也体现出其“大历史观”所具备的理论高度。其次，从背景上看，吴于廑的大历史观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这个“大”背景。这也是吴于廑在自己论著中经常突出的一点，并且还特意强调世界历史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而是要将“中国”包含在内。再次，从视角、方法和主题来看，吴于廑明确提出，要从纵深、宽广的大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多用交叉、比较、综合等宏观方法研究世界历史，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顾名思义，纵深即是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上，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观察世界历史，不局限于一时一代；宽广即从历史的横向发展上，从“广大世界”视角看待世界历史，不局限于一国一域，由此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世界全局”。当然，这么说并不代表放弃或轻视国别、地域、断代、微观研究，或任何具体问题的研究。在对“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的解释中，吴于廑就提到，“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的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模糊，不清不楚，就不会是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学科领域的交叉、各种主题的比较以及综合是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是要打破研究方法中学科、领域等方面的界限，为考察世界全局提供路径。这也是吴于廑一贯所强调的，诸如要多学习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古文字学、地图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在谈到自己的治学心得和“世界历史”的研究主题时，吴于廑也多次谈到“比较”“综合”方法的运用，即从事世界史，“不从全局作比较综合研究，就难以适应我们所处时代对世界史这门学科的要求，说明不了历史怎样成为世界的历史”。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即抓住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或“大运动”。在诸多著作中，吴于廑都体现出了对此类“大事件”“大运动”的关注。最后是研究目的，要多总结历史经验或规律，最终为现实乃至未来发展“大势”提供关照和参考。总结经验或规律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这点吴于廑从不讳言。在谈及世界历史研究时，他明确说到要“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当然，寻求规律并不等于排斥多样性，“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而总结历史经验或规律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现实乃至未来发展提供关照和参考。“研究历史不仅应当为现实问题提供发展的线索和背景，而且应当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综上可知，吴于廑的大历史观有着自身的独特内涵。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宏大理论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的大背景，在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真正从纵深、宽广的大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全局，通过交叉、比较、综合等宏观方法，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最终观照现实与未来发展“大势”。（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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