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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上热传一份“新大学”建设放缓、进展寥寥的名单，经我核查，该名单中大部分信息均属实，如下表（主要展示的是广东地区的情况）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述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少数院校近期有所动作，但其发展方向已从原先雄心勃勃的“共建大学”调整为更为谨慎的“合作办学院”模式。
另外，还有一些高校选择中止了新校区的建设计划，甚至将已动工的部分校区进行拍卖处理。
例如，银川大学位于滨河的新校区，历经近九年的建设历程后，因未能完成竣工，最终通过拍卖方式转让给了银川能源学院，由后者继续接管这一项目。
另外，最近有多则知名大学异地办学项目夭折的消息频繁占据媒体版面。
例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计划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办学项目，现已被青岛官方证实已与西海岸新区解约，新项目的落地计划暂时搁置。
同样，江西赣州曾在规划中高调宣布将建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赣州校区，但随后遭到中科大官方否认，表明学校从未有过此决定。
高等教育领域的调整与变动远不止于此。山东省近期发布的通知，标志着省属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型的全面改革正式启动，预计将有超过十万名员工面临编制取消的命运。这一变革浪潮不禁让人遐想：未来大学是否会全面走向企业化？这一可能性正逐渐浮现于公众视野。
自2018年起，大学与公立医院的体制改革已悄然展开，但进程相对缓慢。通常采取的策略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新设立的高校难以再享受事业编制待遇，而现有事业单位身份的高校中，事业编制的名额将逐渐缩减，直至最终消失。
这一系列变化引发了深思：为何曾经“拼命建大学”的热潮未能持续，反而迅速转变为紧急刹车的局面？大学作为事业单位的传统身份，如今又为何变得如此岌岌可危？
归根结底，这一现象的根源可归结为两大因素：
首先，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口红利时代的终结导致大学教育资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供过于求”局面。
其次，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转折，地方财政状况也随之陷入困境。
建设并运营大学，尤其是追求一流水平的高等学府，所需资金庞大，地方财政已难以继续承担如此沉重的补贴压力。
我们以我国四大一线城市和全国最近3年“在园幼儿”数量的数据为例，如下图所示：
从上表中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全国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显著减少，从2021年的4805万人缩减至2023年的4093万人，降幅高达14.8%，这一趋势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四大一线城市尤为明显，上海地区更是下降了13.6%。
这一变化预示着未来几年内，哪怕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将面临小学学位的显著过剩，随后将是初中、高中乃至大学学位的相继过剩问题。（因此，也有人笑话说，以前的学区房也许未来5年后就会出现腰斩的可能性）
即便未来中国的新出生人口能够稳定在每年900万以上，与2024年预计的1179万高校毕业生相比，大学教育资源的“产能过剩”现象仍将十分严峻，预计过剩人数将超过279万，过剩率高达23.6%。这意味着，即便从现在起停止大学的扩张与新建，未来仍有可能有四分之一的大学需要面临关闭或大幅缩减规模的挑战。
实际上，这种教育资源过剩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日本、韩国、欧美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区已先行一步，经历了因生源不足而导致的大学关闭与合并。中国内地目前正沿着这一轨迹发展。
此外，地方财政的紧张状况与地方债务的高企也是阻碍新大学建设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的投入巨大，不仅初期需要巨额资金，而且后续的运营与维护成本也需年年递增，以确保教职工的收入能够抵御通胀，保持对人才的吸引力。部分财政实力较弱的地方政府，在盲目启动新大学项目后，往往发现难以承担后续的持续投入，导致项目难以为继。
这与一些地方盲目追求奢华基建项目的现象相似，如地铁、机场、会展中心等，这些项目虽然上马时风光无限，但后续的维护成本高昂，许多三四线城市在盲目建设后，因资金不足而陷入维护困境，甚至被迫关闭部分设施。因此，对于新大学的停办或缓办，也是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理性选择。
当下在深圳、杭州、苏州等经济繁荣的城市，新兴“追赶型”高校为了吸引顶尖教授，不惜开出年薪高达200万至300万的优厚条件。
在这场高薪人才争夺战中，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高校，因资源有限，难以维持如此高昂的薪酬竞争，其竞争力逐渐减弱，昔日的名校排名也极有可能因此下滑。
随着地方财政与人口增长趋势的双重拐点到来，中国不同地区间的“马太效应”正加速显现，教育领域亦不例外。（我一直说的强者恒强，弱者越弱的"K"型社会现象会越来越大）
高校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分校的招生分数线长期高于校本部，而深圳本土新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深圳技术大学以及深圳大学等，其招生吸引力甚至超越了众多双一流、211乃至985高校。
这一现象背后，除了深圳良好的就业前景，更在于其能够凭借高薪吸引并留住优秀教师团队。杭州、苏州等地的新办高校也遵循着同样的高投入、高产出模式，实现了教育实力的快速提升。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将迎来几大变革趋势：
一、高校与城市发展的紧密联系将更加显著。
城市的兴衰将直接影响高校的命运，特别是在异地办学受限的背景下，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新一代学生与教师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地区的学府，导致东北、中部、西部等老牌名校面临生源与师资的双重流失。而新兴高校，如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则依托区域经济优势迅速崛起。
二、高校“产能过剩”现象日益凸显，高校数量将从增长转为缩减。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将面临严峻挑战，不仅难以扩张，反而可能被迫合并或缩减规模。高校教师岗位竞争将愈发激烈，事业编制名额日益稀缺，未来更多教师将采用聘用制，实行企业化管理。
同时，随着高校数量的减少，高校教师也可能出现过剩，博士毕业生进入中学任教将成为常态。
三、专科院校与职业院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
这些学校占据了高等教育“产能”的一半以上，但未来可能因招生困难而不得不缩减规模或撤并。
四、中国高等教育全面普及的时代已经到来，为新一代青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
随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和人才红利时代的到来，国家应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努力实现大学教育的普及化与零学费目标，让每一个有志于学的青年都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将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因此，我国人口红利时代结束了，人才红利时代到来了。但是我们得发自灵魂的拷问一下：“我国如何才能培养出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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