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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忘于江湖
解放战争爆发前，很少有人能预测到最后的结果。
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敌军优势非常明显。一是兵力对比，敌军430万是我军127万的3.4倍；二是武器装备精良，敌军多美械、日械，我军除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山炮和野炮很少；三是敌军拥有陆海空，我军还是陆军（以步兵为主）单打一。
从双方的战争经济实力对比来看，我军也是处于全面下风。
从双方控制的地盘来看，敌军占有四分之三土地和71%人口。占据的土地多，就意味着后勤补给的基础资源较好；人口基数大，就意味着兵员补充来源更广、更便利。
从社会各界反应来看，也几乎一边倒看好兵强马壮的蒋军。
不但普通民众对我军的前途感到悲观，就是和我军关系一直不错的各民主党派，也多次私下劝告主席、周公放弃解放区的军队，主动“归顺”南京。
但是，解放战争的结局让很多人大跌眼镜：“背水一战”的我军，以弱胜强、成功逆袭，反倒是装备精良的蒋军，最后输的一塌糊涂，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战争有规律可循，既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
战争看重开始和过程，但更重结果，什么样的军队更可能获胜呢？
孙武在《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对比解放战争，历史惊人的相似。
第一条，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孙武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言战事。这一观点历来为兵家所赞同。兵主凶，所以解放战争，是南京主动的进攻而我军是被动的应战。
蒋氏把兵强马壮、经济雄厚和最终胜利画上了等号，忘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人。还多次在“战”与“和”的问题祭出昏招，东北该穷追猛打，他听从马歇尔的建议停战；东北丢失后该把华北军队撤回江南，他偏要组织大会战。
最昏的是三大战役以后，蒋军实际上大势已去，和平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蒋氏不甘失败，偏要坐镇溪口“垂帘听政”，放弃和平的最后机会负隅顽抗。
对比之下，和南京决裂是主席人生中的两大艰难抉择之一（另外一个是出兵抗美援朝）。
但是，一旦和平无法通过谈判来争取，主席选择战争的时机总是恰到火候：放弃中原，抢占东北，挺进大别山，发起大决战，渡江战役勇追穷寇，直到解放大陆。
第二条，识众寡之用者胜。
所谓“识众寡之用”，说得通俗一点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对手有多大能量，或者说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实际上，这也是孙武“知己知彼”的另外一种表述。
蒋氏“底气十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撕毁《和平协定》，围攻中原解放区，主动挑起全面战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以为兵力强大、装备精良，有雄厚的资金，还有美军的海空力量支持，另外苏军的态度也很暧昧。
但是，蒋氏和他的班子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短板：军队数量庞大，但是政令军令从未统一，敌占区管理腐败黑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四大家族为一己之利损公肥私。
在主席看来，对方眼里的“不利因素”，就是我军的长处：
我军兵力较少，但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洗礼，已经百战成钢；解放区面积虽小，但是吏治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土地改革聚拢了农民，解决了兵源和粮食问题，和平主张深入人心，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带有任何私利。
总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哪头轻、哪头重，我军分得更请。
第三条，上下同欲者胜。
蒋军虽有430万，但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是离心离德。
从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东北易帜”，蒋氏实现了名义上的“大一统”。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所谓“天下归一”，归的只是形式和表象，内容和实质没有真正融合。
单从430万军队来看，除占据核心地位的“中央军”，还存在大大小小“隐形军阀”，像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从来就没有在内心深处对蒋氏“俯首称臣”；还有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自始至终就没有把山西交出去。
至于川军、湘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和中央军的矛盾一直存在。即便是中央军内部，也有所谓“黄埔系”和“土木系”等各色山头，每到大战，绝无可能步调一致。
而我军在历史上也存在一些山头，主席目光如炬，延安整风时提出“承认山头、利用山头、消灭山头”，并通过整军和政治工作的强有力作用，把我军拧成了一股绳。
敌军人多，但是乌合之众，我军虽少，但上下一心，两军对决结果不言自明。
第四条，以虞待不虞者胜。
这里的“虞”就是“准备”，所谓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蒋军阵营，为了发动战争也会进行充足的筹备，包括兵力集结、后勤补给、交通保障、宣传动员、情报侦察、战术安排、兵种协同，以及临战指挥和随机应变的危机预案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氏妄图实行独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对开战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比如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足足准备了半年之久。
再比如抢占东北，起初蒋军兵力较少，所以一直和我军谈判，但是等美军的海空军协助敌军运送了大量武装力量以后，马上翻脸和我军开打，并一步一步扩大战争规模。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我军的战争准备开始好于敌军。
我军从被动应战逐步稳住阵脚，并在战略上进行优化布局，抢占东北，强化山东，放弃中原，让出两淮；在指导各大解放区作战上抓大放小，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为了打赢战争，我军上下同欲，目标一致，前方和后方一盘棋，一线部队、游击队和支前民工互相补充，真正做到全民皆兵。这和仓促应战的敌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五条，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比如孙武练兵，杀掉吴王阖闾两大爱姬换来高度信任，最终远征楚国大获全胜，这里面既有孙武的军事才能，也有吴王的博大胸襟。
将在外不受君命的著名将领，还有战国名将田穰苴、西汉名将周亚夫和霍去病，唐代名将李靖、刘仁轨等。但比较而言，被君命束缚手脚的将领是主流。
远的不说，南宋的赵构为了约束岳家军不要北伐直捣黄龙，连下13道金牌将岳飞召回，最终害死在风波亭。志大才疏的蒋氏，对于前线将领的不信任，也堪称前无古人。
蒋氏喜欢拉帮结派，但特别反感别人拉帮结派；反对军阀对手下指手画脚，自己却喜欢对手下指手画脚。他要么是电报遥控指挥，要么飞临战场亲自督战。像杜聿明、薛岳、王耀武等人并非庸才，但都没有像嫡系那样获得蒋校长的充分信任。
反观主席用人，林总、彭总都是司令员兼政委，给刘伯承配置了很强的政委邓公，给聂荣臻配备了能打仗的副手徐向前，知人善任的同时，在战略上指导、战术上放手，除非像林总攻打锦州那样犹豫不决，否则从来不过多干涉一线指挥员。
对比这些战争胜负的条件，敌军虽然装备精良却一败涂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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