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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矿产开采是政府主导的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和民生、社会稳定。古代对矿产的管理称为“矿政”，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古代开采主要集中在铁、铜等金属上，整体规模较小，种类也有限。
以下将以清朝中晚期为例，探讨传统矿政的一些关键变化。
一、禁矿政策及其原因 古代时期，对矿藏开采实行严格的官府限制政策。商民采矿需经官方审核批准，并在官府监督下进行，官方还可以根据情况予以封闭。
主要原因如下：
矿为国有，开矿需考虑国家需要，故垄断矿藏开采，禁止私人开采。
防止农民弃农开采，追逐不切实际的利益，荒废务农本业。
3. 开矿会聚集四方之民，容易引起骚乱，影响社会治安和统治秩序。
4. 开矿初期易聚人，但一旦矿苗枯竭，矿工失业，易变盗匪。
5. 认为滥行开矿会破坏王朝的龙脉风水。 二、清代矿政的变化及矿业的大发展 清代继承了历代对开矿进行控制的政策，但态度较为开放，允许官督民采的方式，矿产品由官府与承采者分成，私人所得可自行出售。
随着康熙中后期人口的剧增和民众对矿物需求的增加，开矿成为解决无业流民就业和生计问题的有效手段。清代矿政虽然存在禁限，但总体趋势呈现逐渐开放、松弛的趋势。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矿政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成为影响当时社会及朝政的重要因素。
清代矿政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
清朝矿业政策经历了禁中有开的过程。清初并未有明确的矿业政策，对矿藏的需求量也不大。直到康熙时期，才开始对铜、铅矿进行开采的弛禁令，并逐渐放宽金银矿的开采。
后来，由于社会安定、百业待兴，清廷开始开放一些矿山，以恢复经济并解决国家财政收入问题。然而，雍正以后，矿政开始进一步严禁，对无业矿丁被遣散后的生计问题进行了限制。
乾隆初年，由于铸币的需要，云南、贵州、广西、四川诸省的铜、铅矿及金银矿的开采有所扩展，但乾隆后来认为金银二矿与铸钱无关，因此令其全部封闭，而铜、铅矿的开采则进一步放开。
乾隆时期，凡产铜山厂的地方官需要勘查查明，该矿是否确有助于铸钱，才能报采。几年后，云南、四川、湖南、湖北之铜铅矿都有多处报采。
乾隆初年至道光后期，矿政逐渐开放。随着人口增多、土地资源紧张，就业压力逐渐增大，禁矿已经难以执行。因此，有些地方官员建议开放矿政，以解决无业之民的生计问题。
乾隆九年，两广总督那苏图认为，广东山多田少，以前雇佣的矿工都是无地可种的农民，允许开矿可以抚养贫民。十五年，闽浙总督喀尔吉也上疏，认为矿产是天地自然的恩赐，如果管理得当，开采矿产不仅可以改善民生，还可以增加器用。
两位封疆大吏的建议符合时代潮流，因此获得了乾隆帝的批准。矿政的开放，在解决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云南铜矿开采为例，乾隆以后，云南出现了十几个大型矿厂，其中以汤丹、碌碌、大水、狮子山、大功等厂规模最大。
这些矿厂吸引了大量当地的土民和来自贵州、广东等地的无业者，仅这十几个著名矿厂，就业者就超过了40万人。
由于乾隆帝能够审时度势，倾向于开放矿政，许多长期封闭的矿山得以开采。一时间，各省各类矿藏相继报采，除了铜矿、铅矿外，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铁、锡矿也得到了开采。
在各种矿产中，铜铅的开采量最大。到了道光年间，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十省已经开凿了大量的矿厂，其中滇铜的开采量最大，乾隆年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每年可以开采出六七百万到八九百万斤的铜，最多时年产量甚至达到了一千三百余万斤。
这些铜除了供应本省铸钱外，京城的宝泉局、宝源局以及江南诸省铸钱用的铜也都是来自于滇铜。由于铜的充足供应，钱价保持稳定，各种矿产的大规模开发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嘉庆至道光中期以前，矿政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矿业大致保持了乾隆时期的发展规模，开矿地大约有三百多处。
然而到了道光后期至咸丰朝，民间采矿进一步开放。道光二十四年以后，朝廷主动督促地方督抚扩大矿藏的开发，并赋予一定的自主权。
清廷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开放采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财政困难，政府希望通过开矿收取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二是为了缓解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然而，由于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社会矛盾异常激烈，南方尤其是广东、广西两地尤为尖锐。因此，各督抚大多犹豫不决，唯恐开矿会引发骚乱。
1. 第一阶段：清廷迫于财政压力，下令各地开采金银矿以增加军费，开采主要集中在北方，如直隶北部、蒙古、新疆和甘肃等地。
2. 第二阶段：同治以后至清朝末年，矿政进一步变化，官方开始兴办矿业，官督商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推动了矿业的发展。
同时，外国也参与到中国的矿藏开发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3. 第三阶段：洋务运动后，矿政发生了重大变化，官方直接兴办矿务，开矿主要为了发展官办工业和军事工业，将矿产作为商品出售以增加收入。
在此过程中，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矿业得到了大力发展。洋务派认为，制造枪炮、轮船、机器需要大量的铁和煤，而中国当时主要依赖进口，既浪费国家财富又受制于人，因此决定利用本国的煤铁资源自炼钢铁。
光绪元年后，一些规模较大的官办矿业开始出现，如直隶磁州煤铁矿、台湾基隆煤矿、江苏利国驿煤铁矿等。
光绪九年，清廷发起了招商集股的矿业开发行动。自此，各省纷纷设立矿务局或公司，开始了官商共同参与的矿业开发事业。
在光绪中叶以后，由于修建铁路对钢材的需求大增，铁、煤矿的开发得到了进一步推动，而且开发地域也从以前的局部扩展到了全国，深入到了边远地区，所开矿种也比以前多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方国家的商人开始在中国私挖金矿。然而，由于总理衙门在同治七年向英、法、美、俄等国发出禁止令，才暂时制止了洋人进入中国内地开矿的行为。
到了光绪中期，尽管不断有外国商人请求参与矿藏开采，但都被总理衙门拒绝了。 然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促进矿业开发和加强中央对地方开矿的控制，设立了矿务铁路总局，并允许华商借贷洋款进行开矿，同时也允许华洋联合设立公司。
这个政策规定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矿业开发和夺取矿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尽管在这一年制定的章程中，规定了各地办矿的公司和华商要以华股为主，并禁止洋股和洋款的使用，但实际情况是很难保证开矿的主权。
核心思想不变： 清政府在光绪年间发起了招商集股的矿业开发行动，并设立矿务局或公司，与官商共同参与开发，但由于政策规定不明确，导致外国资本进入并获取了矿权，给中国矿业开发带来了威胁。
在清末，洋人利用华商的借款和入股投资进行渗透和侵夺，甚至要求华商出人参与管理。尽管清廷修订了路矿章程，规定开矿可以是华人自办，也可以是洋人或华洋合办，但这一规定为洋人单独承办开矿和进一步侵夺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一年，英国在安徽的六处地方承办开采矿山，其中包括铜陵的铜官山煤矿，定约百年。法国人也在云南承办多处矿务，德、俄两国则利用铁路修筑路约，获取铁路沿线附近的开矿权。
列强对中国矿权的侵夺引起了爱国士绅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成立以保全矿权为宗旨的地方组织，如山西的保晋公司、安徽的矿务总局、四川的保富公司、福建的矿务总公司等等，这些组织或机构取得了一定的处理地方矿务的自主权。
清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等人参考英、法等国矿章，根据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矿务正章七十四条，附章七十三条”。
这是清王朝最后一个，也是最详细的矿政章程，明确规定了对华商、洋商的限制措施。但由于清政府主权丧失，这些矿政的约束力和限制效果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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