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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自兴至灭，首尾短短38年（公元581-618年）。如此短暂的一个朝代，如同一颗炫目的流星，剧烈地发出光芒，然后迅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隋之暴兴暴亡，论者大多归因为隋炀帝的暴政。然而国家之亡，只由一个人的胡作非为，即便是皇帝，真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讨论王朝政治的得失，要立足于长远的政治纵深。自秦汉以来，皇帝个人作用发挥严重失位者比比皆是，但真正能影响到国家兴亡，或是直接导致国家灭亡的并不是很多。吊诡的是，却有许多极端的反例。诸如主昏而废的汉海昏侯，间接引出了汉宣帝的小治世；主昏而政明的蜀后主，促生了以弱制强的魏汉对峙局面；主暴而国强的北齐文宣帝，国势在南北朝后三国中居于魁首。
因暴政而亡的，多是没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小国，政治平衡很脆弱，经不起折腾。或是国家本已积重难返，任性妄为的皇帝适逢其会，加速了灭亡进程。
隋朝并不具备上述两种亡国特征，其亡国真正的动因，乃在于政制创废带来的紊乱。王夫之《读通鉴论》评曰：“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此言可谓精准。无德是隋朝灭亡的一大因素，这点讲在后文中详述。那么隋“有政”体现在何处？隋亡与政制的废立的相关性体现在何处？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必须充分了解隋朝最具时代性的政制改革成果——三省六部制。
一、三省六部制的基本沿革。
隋文帝建国伊始，便于开皇元年（581年）二月，迫不及待地“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隋书·文帝纪上》）改革官制的基本内容，便是确立三省六部制。这个框架，一下子定了日后一千多年的中央政治架构，实在是了不起。
三省即指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省负责定令，是决策机构，长官是中书令。门下省负责封驳，是命令的审核机构，长官是侍中。尚书省负责执行，是落实机构，长官是尚书令。
尚书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各项庶务，是维持国家运转的部门。在自然经济时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体制下，六部制的政务分工算得上科学。
三省六部并非一夜之间生发的天才政制，隋文帝也决无无中生有的政治智慧。隋朝官制的生发与确定，也是其来有自的历史进程的一大节点。
封建帝国的中央行政制度，起初是皇帝——丞相的二元体制，皇帝垂拱，是国家元首—，丞相佐治，是政府首领。但随着秦汉帝国君权的逐步扩大，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界限逐渐模糊，到后来有合二为一的趋势——当然最终合二为一要到明朝洪武朝废丞相，作为这一趋势的产物，中央内朝官的发展壮大，也就势在必行了。
皇帝把丞相的权力夺过来，起初会感到一定压力，这压力来源于空前繁杂的政务。丞相之所以能应付裕如，在于他庞大的僚属机构，诸如长史、司马、诸曹之流。但皇帝的内朝并无类似分工明确的官员，除了一些只负责用印、掌书、传令的低级官吏。
所以，在侵夺丞相权力后，要想有效的施行权力，皇帝必须尽快组建得心应手的辅助班子，这就是三省中部分机构的政治原因。
从秦汉开始简要回顾一下三省的由来。
尚书本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小吏，这些小吏归少府统领，实际上是为皇帝服务的私人秘书。西汉文景武几朝，皇帝对丞相的打击越来越厉害，而且逐步从个人打击、肉体打击，转向职权剥夺，可以说，汉朝皇帝精准地拿住了相权的死穴。
但职权剥夺后，作为对应，皇帝个人的决策机构就必须建立起来，否则补位不够，国政容易紊乱。尚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附加帮助皇帝决策、传递命令等职责。从职能分工上说，这时的尚书其实相当于隋朝的中书省。不过无论其官级还是实际权力范围，都远不能与后世相提并论。
东汉时尚书权力发展，形成了尚书台的机构。尚书台长官是尚书令，副长官是尚书仆射，台内分为六曹，这六个官合称八座，成为朝中最有权力的机构，“主赞奏事, 总领纪纲, 无所不统。”（注：唐杜佑《通典·职官典》）而职位较高的三公，反而沦为一般的执行官。
这种发展结果，重新制造了悖论。
皇帝组建尚书台，本意就是为了控制和削弱丞相。但尚书令的出现，实际上又制造了一位一权独大的丞相，这大违制度改革之本意。所以到了魏晋时代，尚书台改名为尚书省，逐渐外移为执行机构，而内廷决策权，又开始向中书省转移。
中书之职最早始于汉武帝时代，汉武帝任用宦官担任中书谒者令，其职能与尚书有所重叠。东汉时中书谒者令一度罢废，专以尚书台掌要务。曹操秉政之时，又把中书令捡了回来，重建为秘书省，魏文帝曹丕改为中书省，并把这个内朝机构作为决策的核心。
中书省发机于曹魏篡汉，立足于时代背景，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曹操不用尚书省集权，而非要用中书省。尚书省彼时已形成完备的机构，官职既高，人员又多，要全面掌控这样一个成熟而庞大的机构，要说完全办不到也不尽然，但是运作的成本太高，这是身为篡权者的曹操不愿看到的。而体量相对较小、编制亦不完善的中书省，控制和运作起来都相当简易，其迅速设立、发展、壮大，就好理解了。故而后人总结时，鲜明地指出“凡任中书者,皆运筹帷握、佐命移祚之人”（注：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
中书省与尚书省的权力分野，大概就在此时形成，隋朝的相应的两省，从制度设计的理念上来说，与魏晋是一脉相承的。
余下的就要回顾一下门下省的由来。侍中这个官职也出现的很早，西汉时就有了。从侍中的字面意思就可看出，最早的侍中，就是皇帝的贴身侍从，专门在宫禁之中服务的，属于职权微小的一类官职。甚至有人以侍中执唾壶、虎子的职能，而嘲笑士人担当此官。
但其与皇权空间距离上的紧密度，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曹魏时侍中已经“备切问近对, 拾遗补阀。”（注：《晋书·职官志》）到了东晋，专门成立了门下省，侍中成为门下省的长官，地位与中书令、尚书令相颉颃。门下省起初的职能是为皇帝决策提供建议，并指出决策的利弊。
门下省的诞生与崛起，不同于皇帝用中书省分尚书之权，它始终是与中书省并存的，职能一定程度上交叉重叠。但门下省又有其独特的诞生背景。东晋皇权衰微，政柄操于门阀权臣之手，皇帝对于近臣的依赖性空前提高，侍中的地位因此逐渐抬升。政治斗争对政制改革的影响，于此亦可见其一二。
逮至刘宋以后，南朝的皇权大幅伸张，重新恢复强势皇帝主政的局面，门阀政治无法维持其存在，门下省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书、门下两省都司职决策和建议，功能上高度近似，没有再维持下去的必要。但专以中书掌决策大权，未免对皇帝造成专权的阴影，故而门下省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制衡的机构留存下来。
发展到梁陈两代，中书和门下功能撞车得到了合理规避，中书省职能保持不变，门下省则从单纯的决策建议，延伸改变为“掌侍从左右，摈相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阔。”（注：《隋书·百官志下》）也就是说，功能变向了，不再参与决策过程，而是对既有决策进行可行性审议、审查，并对错漏或不当的决策提出纠正建议。隋朝门下省的功能，正是上承的梁陈两代的制度理念。
尚书省下的六部，由于距离皇帝决策核心较远，自汉至隋的变动不像三省那么剧烈。东汉光武帝时，尚书台下有六曹，三公曹主管岁竞考课诸州郡事，吏部曹主管选举和祠祀事务，民曹主管修缮、园池、功作、园苑等事务，客曹主管护驾、羌胡、朝贺等事务，二千石曹主管诉讼，中都官曹主管水、火、盗贼等事务。
六曹的分工，由于东汉时兵权另有一套系统掌握，兵部尚未列入尚书台的一级下属机构，其余政务上，大致已具备后世政务分野的基本框架。曹魏时有吏部、左民曹、客曹、五兵、度支五曹，西晋恢复了六个曹，改为吏部、三公曹、客曹、驾部、屯田、度支。东晋时又减为五曹，分别是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梁陈之际增置主官刑狱和军事的都官，是为六部。
以上就是秦汉以来三省、六部的大致沿革，可以看出，中央行政架构的形成，是历史局势慢慢演化的结果，哪项制度有利于统治，哪项制度运作起来更方便，就更容易为当权者所接受。隋朝建立三省六部制，虽说是一大创举，但并非凭空杜撰，一夜之间就塑造出来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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