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澳门精准正版资料大全,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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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两个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深入观察和思考，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为《新青年》），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为了营救被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却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逮捕。陈独秀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人士纷纷强烈谴责北洋政府。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但规定他的行踪必须受到警察署的严密监视，离京必须报告。对此，陈独秀并未在意。应汪精卫、章士钊的邀请，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由北京前往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引起轰动，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引起湖北官吏的惊骇，命令他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傍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然而，一回到住处，警察就登门“拜访”。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的监视和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他离开北京。他们设计了离京路线，决定先到天津，再由天津前往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踏入上海后，便如飞鸿踏雪，开始了他在工人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之旅。他首先深入码头工人之中，了解他们斗争的悲壮历史，又走访了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亲身感受工人们的疾苦与呼声。4月初，陈独秀出席了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他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恳切希望工人群众能够迅速觉醒，认识到自身所蕴含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

他指出，劳动运动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争取待遇的改善，第二步是争取管理权。目前，中国劳动者的觉醒尚处于第一步，但陈独秀积极启发工人们对于第二步的觉悟，他坚信只有将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彻底颠覆，才能真正实现劳动者的解放。

除了亲身深入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陈独秀还邀请了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与他们一起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以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状况。这些调查成果被汇编成《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共计发表了28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生动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介绍了世界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先进经验。

《劳动纪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在同年4月中旬，陈独秀携手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７个工界团体筹备了一场盛大的“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筹备会上，他的声音犹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发表了名为《劳工要旨》的演讲。他的智慧与见解，犹如璀璨的明星，照亮了工界团体的前行之路，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拥戴。陈独秀博士由此被推选为筹备会的高阶顾问，熠熠生辉。

在陈独秀博士的指引下，上海各行业的五千多名工人在阳光明媚的5月1日齐聚一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他们的呼声高昂激荡，提出了“劳工万岁”等激动人心的口号，这些声音如同波涛汹涌的巨浪，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这一宣言，犹如一面旗帜，引领着上海工人走向新的历史阶段。

随后，陈独秀博士又主持创办了《劳动界》《伙友》等刊物，他们的创刊号犹如新船启航，带领着工人们向着马克思主义的彼岸破浪前行。陈独秀博士用文字为工人阶级铺设道路，犹如园丁精心耕耘，播种下真理的种子，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他的笔耕不辍，为中国的工人运动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建的步伐。

1920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踏上华夏大地，他们肩负着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形势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重任。在这支精英队伍中，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精通中俄两语的翻译杨明斋陪伴。他们首先抵达北京，受到了李大钊的热情接待。在李大钊的精心安排下，他们参加了一场场座谈会，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随后，在李大钊的引荐下，维经斯基一行又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不仅向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变革及苏俄的对华政策，还详细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

通过实地考察，维经斯基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后，他断言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他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宝贵的指导和帮助。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五人在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2号聚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会中，他们拟定了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目标是通过老农专政、生产合作达到社会革命。在征询李大钊的意见后，该组织于8月正式定名为“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许多知名人物，如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和周佛海等。张国焘作为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

在8月底，陈独秀请张国焘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表示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在北京尽快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随后复信表示赞同上海的建党意见，并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后，开始依照着发动起来。

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由李大钊任书记。在11月底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时，又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和北京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后，犹如星星之火，逐渐燎原，全国各地群起响应。

广州的党组织是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后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堂等联系后建立的，取名为“广州共产党”。

1920年11月，陈独秀接到了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出的赴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邀请。经过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李大钊的商议，他们认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陈独秀便决定前往。1920年12月6日，他将上海小组的工作交给李汉俊代理，随后从上海出发前往广州。《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同前往。

陈独秀抵达广州后，迅速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物，包括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省立甲工学生阮啸仙、周其鉴、刘尔菘、张善铭和杨匏安等。他们共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商议建立党的组织。谭平山曾说过，陈独秀一到广州，就找到了他，并让他担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委托他组织共产党在广州的组织。

在此之前，1920年9月，俄共（布）两名党员已经来到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并在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1921年1月，陈独秀将起草的党纲交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讨论，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后，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则支持陈独秀的主张，于是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共产党组织。

广州共产党组织由此成立（党的一大后称广东支部）。陈独秀任书记，后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党员包括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原上海党组织成员沈弦庐、袁振英、李季连同米诺尔、别斯林等共九人。此外，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到广州见陈独秀的包惠僧也参加了广州党组织的活动。

旅法党小组也是陈独秀在广州指导下成立的。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记述，陈独秀曾坚信在海外建立党组织“最具希望的是留法的勤工俭学生”，他甚至与蔡和森通信，请求他在德国和法国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另外，《周恩来年谱》中也有记载：1920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受聘来到法国。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委托，在旅法华人中肩负着发展组织的重任。张申府在1977年的回忆中详细描述了周恩来和刘清扬（当时正在法国）的入党过程：他先是在1921年1月或2月介绍了刘清扬入党，然后由他和刘清扬共同介绍了周恩来。当时的入党手续相当简单，只需与周恩来谈话后，写信向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报告即可。此外，《周恩来年谱》还提到，1921年2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介绍，与张申府接上了党组织的关系。

此外，陈独秀委托施存统在日本建立党小组，发展了彭湃等人入党。

到了1921年4月，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和旅法、旅日共产党小组先后建立。

为了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广州继续指导上海发起组等地的工作。

1921年3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草案，尝试采取中央集权制，寄给了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李汉俊。然而，李汉俊并不满意，指责陈独秀有独裁意图，于是他也将自己起草的党章寄给了陈独秀。这个草案主张地方分权，而中央成为一个无权的机构。陈独秀看到李汉俊的草案后，非常愤怒，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为了党的团结，他不得不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停。但是，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辞去了书记职务，《新青年》也停刊了。代理书记职务被移交给李达。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与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会面后，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其经济援助来开展工作，还要求他们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受陈独秀影响的李达、李汉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至于经费方面，只有在他们感到不足时才会接受补助，他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因此拒绝了马林提供经费的要求。

在马林的催促下，上海党支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了防止各地代表因旅费问题产生误会，马林自掏腰包，在发送邀请函的同时向每位代表寄去了路费100元。他还多次发函电，希望陈独秀回沪参加“一大”，甚至指派包惠僧到广东接陈独秀到会。然而，个性倔强的陈独秀认为，在筹建共产党的过程中，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最后由外国人主持领导中共“一大”，这让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不尊重，因此他决定不参加。

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不能前往上海，因此他指派陈公博出席“一大”。当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还担任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北大教授评议会评议员、图书馆馆长等职务。1921年六七月间，正值北京大学学年终结期间，校务格外繁忙。作为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他还要利用暑假留京全力领导已持续了几个月的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作为评议员，他也要筹备并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北京共产党支部按照民主程序推选出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召开，共产国际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李汉俊和刘仁静担任翻译。在开幕会上，代表们就大会的议程和任务进行了具体商议，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汇报各地区的工作情况，然后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制订未来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向大会汇报了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之后休会两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然而，由于人员分散且时间仓促，未能事先起草供代表们讨论的文件。

根据马林的建议，张国焘、董必武、李达等人组成了起草委员会，负责用两天时间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29日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议。

在会议上，代表们对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展开了认真详细地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商讨，既有统一的认识，又有激烈的争论。代表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以及最终奋斗目标取得了共识，而对于当时广东政府与北洋政府的看法以及共产党员能否在现政府里做官等问题则有较大的分歧，会议没有作出结论，容后再议。

7月30日夜晚，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按原定计划进行。共产国际代表发表演讲，对中共建党的一系列问题阐述意见。随后，代表们开始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晚上8点左右，会议刚刚开始不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汉俊的住宅，掀开门帘，朝室内环视一圈。这个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和惊异当即询问他是干什么的。来人含糊地回答要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以后，匆忙退出。

马林有长期秘密工作的经历，警惕性很高，在询问了情况以后，他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包打听”（即密探），并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分头离开此地，只留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口停下，车上冲出10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3名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进入室内一番搜查后未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同时由于李汉俊利用编辑“新时代丛书”的工作机智地将巡捕的盘问应付过去最后化险为夷。

密探的突袭让会场变得一片混乱，“一大”虽然未受损失，但在上海已经无法继续开会。寻找新的会议地点成了代表们的当务之急。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然而这个提议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杭州属于大城市，繁华且热闹，军阀和外国势力的控制严厉，而且密探出没无常。

此时，王会悟打破了沉寂的气氛，她曾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书，对嘉兴非常熟悉。她建议在嘉兴南湖开会，离火车站很近，湖上还有游船可以租用。南湖景色秀丽，但不显眼，租一只画舫，假扮成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在船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与会代表们立刻表示赞同，张国焘更是赞叹：“在船上开会，安全系数更高。会悟好心计，胜过须眉。”

于是，南湖成为了“一大”新的会议地点。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与会的全体代表，来到了烟波浩渺的嘉兴南湖公园，登上画舫，驶入湖中。环湖一周，王会悟选取好最安全的停泊处，催促船娘将船撑至烟雨楼东南约200米的僻静水面上。中午十一点左右，南湖会议正式开始。

王会悟忽然走进船舱，将一副麻将牌“哗啦啦”倾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为了确保会议安全，王会悟扮成了一个俏丽的窈窕歌女，坐在船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警惕地保护着舱内的代表们。若有船划近，她就用纸折扇敲船板，提醒代表警惕。这时，船舱里就会立即传出劈啪作响的搓麻将声，以掩人耳目。这天是阴天，天公作美，下起了小雨，游人顿减，更适合开会。整个湖面上只有四五只游船。王会悟在跟船娘拉家常中就已了解其他船上游客的身份。

“一大”南湖会议在游船开了7个小时左右，至下午6时完成了全部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在简短的闭幕式上，代表们低声齐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万岁！”等口号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