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澳门天天开好彩大全,历史误区：中国从没有过“两千年封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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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史”=“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笼统的角度描述这不能称之为谬误，但严格来说并不准确：事实上，华夏大地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存在时间非常短促，古早国人的励精图治让中国历史早早地迈过了这一落后社会形态，开始走向“农业帝国时代”。但遗憾的是，后世之君却只如裱糊匠般修修补补，终未能更进一步。

华夏大地从原始部落文明向奴隶制国家形态的转变，始于“大禹治水”后黄河长江流域农耕文明水平的迅速提高

水患缓解了，长期处于萌芽状态、原本仅为聚居部落食物补充来源的原始农业，进入到产量大幅提升的阶段。上古时期以狩猎、采集为主的人类生存形态逐渐演化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文明。

充足的粮食也改变了部落的权力结构：为了更高效地对集体余粮和财富进行有效管理和分配，早前食物匮乏时期为了提高狩猎采集效率而推选出的“协调者型”领袖—族长，逐渐被更适应农耕文明、更具“权威”且拥有生产组织权和食物分配权的“酋长”代替。“权力”出现了，阶级划分和协助酋长管理的行政架构雏形也随之萌芽；

还是因为食物有了富裕，新农田“开荒”工程的最大制约：收获前的口粮短缺期不复存在了，劳动力反而成了紧俏的资源。于是，上古时期部落厮杀后为了节约食物而通行的“杀俘献祭”习俗，开始逐渐为农业生产“让路”：让这些被俘的“外族人”去当种田的奴隶，就意味着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从而养活更多的人、争夺更大的地盘。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原本散布中原地区、“各自活命”互不相干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奴隶，开始无视“天下共主”尧舜的威严，一如后世战国时代般四处征伐。最终，最强大的部落占据了中原主要粮食产区，这个部落的首领“夏启”也“顺理成章”地接过尧舜的权杖，建立了中国古代通史第一个部落联盟形态的奴隶制王朝。

大禹治水的成功，让原本黄泛贫瘠的江河流域农业文明得到快速发展，从而开启了中华文明史的新篇章，功在千秋；帝启是大禹的儿子，蒙父之荫顺应天命，由他来开国，逻辑上说得通、名义上接得住。

夏桀被成汤所灭，姬周又夺了商纣王的社稷。数百年间，华夏文明在王朝更迭中迎来了封建时代

随着铁制农具的普及，农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那些为灭商立国作出贡献、被周王朝分封在原本“偏远不毛之地”的部落首领和宗室也搭上了粮食产量和人口爆发的“春风”。

此时，传统的奴隶耕种经济开始衰微：

因为铁质工具和相对高产粮食品种的出现，同样的粮食产量所需的人力成本仅为过去的一半，“多出来”的那一半奴隶，已经成为了“只吃饭不干活的累赘”，“解放”他们成了主奴双方都乐见其成的事情；
在“井田制”和土地私有化不断推广普及、冶金技术发展让铁质农具成本快速降低等诸多利好环境下，大批被解放了的奴隶们与自由民一起，开始了中华文明史的第二次大规模开荒。

随着税收制度的出现和完善，“奴隶宗主制”社会经济形态彻底崩塌，政府财政收入开始与土地和人口数量直接绑定；原本名义上的“分封诸侯”在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与日俱增下，也逐渐演化为“尊奉周王”默契下的一个个实权独立王国；而西周王室对各诸侯国的约制力和战略优势地位在实力的此消彼长中被逐渐蚕食，最终沦为“礼制吉祥物”，春秋时代来临了。

“王朝名义统治、诸侯封土建国”权力结构的出现，即是华夏大地封建时代的开始。

强秦扫六合，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华夏大地自此正式迈入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

帝国，即皇帝治国。前文说到“封土建国”，这个词就是“封建社会”的本意：一个享受名义上至高权威的“宗主”，将功臣、子嗣分封至各地独立建国拱卫中央，是其典型的社会形态；而秦设郡县取代前朝分封制，郡县首长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不再享有世袭传承的特权；地方政权从此在制度上不再拥有独立的军事、外交和铸币权，成为了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组织架构与施政体系走向中央集权，就是古代社会由封建时代走向帝国时代的象征。

如果不钻牛角尖、仅从理论上划分，那些动辄即提“华夏数千年封建社会”的人其实都错了：综上所述，本质意义上中国的封建王朝仅始于春秋而终于战国，也就是整个东周时期；将秦汉以后晚清之前的漫长两千年皆草率划分为“封建社会”，其实是对生产关系类型与政治架构形态的混淆，是不够准确和科学的。
虽然在秦以后的各正统王朝掌权之初，几乎都有过短暂的“分封制回头”、开历史倒车；但无一例外都会被后继之君以和平或暴力的手段重新收回地方权力，中央集权所带来的政令一统，极大地提升了行政效率和综合国力，这是历史趋势不可阻挡。

相较于中世纪晚期仍处于大分裂、低效率的西方封建时代，中华文明的“帝国化”其实早了上千年，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中国能够长期以世界最强国家之威名立于寰宇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同时期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仍处于“农业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在扩张范围上却存在历史局限：经济水平和技术能力难以支撑古代君王更大的开疆扩土野心，东亚地图上的海棠叶，就是当时社会生产能力所能支撑的兵锋极限，更远的地方确实控制不到了；后世“蒙古大远征”用驱赶牲畜、就地买粮和屠城抢粮等方式突破了技术局限打入欧洲，但也很快崩溃或被本地人同化，原因依然是生产力水平制约导致难以维持长久统治。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混乱，让后世王朝对“地方失控”的担忧持续加深，中央集权政体自宋始走向另一个极端

为了避免重蹈前世覆辙，始自北宋的“军权国家化”和“重文轻武”政策虽然逐渐弱化了国人的尚武精神被人诟病至今，甚至岳飞之死，也与皇帝对其所属抗金军队的逐渐“私兵化”担忧直接相关；但把带兵将领与部队“分开”、强化中央直属部队、弱化地方守备部队，也确实从制度上明确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和压制力。

可也正是从此时起，自秦汉伊始，哪怕中原大地最暗弱时期也能维持对异族入侵的压制和抵抗能力日渐衰弱，边患问题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最终被蒙元帝国取代的宋朝国祚，也开了华夏子民被“异族”长期统治的先河。
千万不要相信“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种混账话（这句话的出处是一本日本小说，作者本人是日本右派，目的是为了佐证“唐宋遗风在日本”），入关的蒙古统治阶级不愿意从文化和血统上融入中华民族，所以不到百年即被朱明夺回正统。

为了避免弱宋悲剧重演，拨乱反正的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度进一步加强皇权后，也曾短暂恢复了分封制；但“靖难之役”成功后的造反王爷朱棣却再也不敢让子孙冒此风险，之后的历代帝王也未再增设过哪怕一个实权“封国”；到了清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皇帝直接下场亲掌军政大权，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帝国形态自此达到了最顶峰。

但自雍正的儿子乾隆登基开始，已达“农业帝国”巅峰水平的中华帝国突然迎来总崩溃。